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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本学家如何读书 | | | ——《著砚楼读书记》评介 蒋星煜 潘景郑先生是当代版本学专家，今年已九十六岁了。众所周知，版本学从来就不是一门显学，再加上潘先生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高级官员，始终沉迷于书海深处，自得其乐，也极少参加有关的学术研究会议，因此他的“知名度”不高。他的造诣，也只有版本学的专家学者们知道。 对于著述，潘景郑先生一向十分谨严。他学富五车，但从不轻率下笔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听说他的《著砚楼读书记》已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，当然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。先睹为快之后，我又不禁感慨系之。诚如陈先行为此书所写《后记》所说：“极盛之下，难乎为继。”像潘景郑先生这样广纳百川、触类旁通，既渊博而又精深的版本学家恐怕最近这数十年之间不一定再会出现，因为这门学问既无捷径可走，也无速成之诀窍，全凭水滴石穿之苦功，非长年累月之积淀，决达不到此一境界。 至于向读者评介《著砚楼读书记》，其难度也超出我原来比较天真的想法，因为版本学是很难通俗化的。这并非我危言耸听，事实确实如此。 《著砚楼读书记》是潘景郑先生一生读书的笔记，有一大部分则已作为原书的题跋，附于其后。他读了五百零五种古籍，写了五百零五篇读书记。长的如《图咏集录七种跋》超越千字，短的如《南史张溥评点本》，仅一行又半。或详或略，篇幅各殊。 这五百零五种古籍，从内容区分，经、史、子、集均有；从版本类别区分，则有稿本、抄本、刊本之异；从书的完整性区分，又有全套（辑）、整本、残本、残叶之不同；从加工程度的性质区分，还可以分为白文本、校本、评点本等。他的读书记自然不可能是同一的模式。这五百零五种古籍，有不少是从未刊印或极少流传的罕见书籍，甚至书名对一般古籍研究者来说也是相当陌生的。现试举流传较广的《金国南迁录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等三种为例，看潘景郑先生如何读法： 他读的《金国南迁录》，系张师颜著。吴县人程心铭所藏，为明蓝格抄本。附有曹君直跋文。曹君直根据正史，对此抄本偶有之脱文予以勘补，作用不大。与已刊印之《学海类编》本相比勘，则发现《学海类编》本“脱伪殊甚”，相比之下，程心铭所藏明抄本还是比较完整一些。他又寻访到松江韩家所藏明抄本《金国南迁录》，原来此抄本已经金耿庵校订，并且保存了《学海类编》本与程心铭所藏明抄本所缺之张师颜原序与“天统四年十一月”、“初忠献王粘罕”等二节以及“大德丙午浦元?二跋”，因此“补正讹夺不可胜计”。 潘景郑先生指出：《金国南迁录》之《学海类编》本最不足取。两种明抄本也“臧否”互见。当然，经过他的校勘，程心铭藏本得到了“补正讹夺”，相当完整了。 此书是否确为张师颜所著，他谈到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“疑此书非北人语而附会者，谓出华岳所为，以其岁月?牾，证其妄不足据”。接着他从书中的有关记载看到金国与奸臣秦桧相互勾结之情节，为他书所无。因此，对陈振孙的观点采取了保留态度，未表赞同。 再说《水经注》，潘景郑先生读了《孙渊如手校水经注》、《丁俭卿手校本水经注》、《许勉甫手校水经注释》等三种，都有较高的评价。这是因为此书在戴东原校勘以前“传本虽多，虑无完帙”，而孙校与许校都是根据戴东原校本作进一步的校勘的，所以可以信赖。孙校本跋文也说：“顷得戴东原本，所校极精，与鄙意相合，复是正数十条，始知闭门合辙，语非妄也”。他当然要取戴东原校本与孙校本互勘，发现改正处“无少异”。但孙校本列举了校勘时征引书名，如《史记正义》等多种，戴校本则无。而许校本还有两大优点：其一，“凡郡县之下，注明今地所在”。其二，根据吴?斋《三省黄河全图》，互证同异。至于丁校本，虽然与戴东原校本无关，却是用的明末锺惺评本《水经注》，又经丁氏根据朱谋玮、徐亮直校本进行校点，并按宋刻本改正了误字，所以他认为也是“较称详赡”的“合校之本”。 由此可知，潘景郑先生读《水经注》，实际上不止这三种，同时还读了戴东原校本，应该是四种同时阅读，同时比勘的。至于用以参考的校本，则还有一批。这并非我的推测，他本人也说：“然自来校此书者甚繁，以余所见所闻，为前人所未见者不下六七家，校补之业，宜尚可为。”我们可以设想，如果当时能够有较理想的条件，他也可以完成一部集诸校本之长的潘校本《水经注》的。 此三校本之下落，在三文结尾处均各有交代：孙校本先后经独山莫氏、贵池刘氏收藏，后流入市场。丁校本已由他收购保存，许校本则因故“未能成书”。 潘景郑先生所读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，题吴郡王世贞元美撰，平陵宋献孺订，茅元仪校并序，为明刊本。因为无其他明刊本可用以比勘，而流行的仅有张氏《借月山房汇钞》本。两本相比较，他发现《借月山房汇钞》本对此书原来面目进行了篡改。主要的篡改之处如下：一、书名改为《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》，多出内阁二字。二、将《杨廷和传》之前的一段话抽出，作为此书原有自序。三、茅元仪之序文已被删除。四、擅自增加了张四维、申时行二人传，附于张居正传之后。 但是，潘景郑还是十分审慎地说：“非见原本，无由辨别之。”此书曾经吴枚庵、张学安两家收藏，后归龚文照。从龚家流散到书市，才为他所收藏。 从以上所举例证，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读书目的和我们绝大部分读者不同。我们读书是为了求知、明理，从书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。潘先生读书并不排除这方面有所收获，但主要目的显然不在此。他希望通过他的读书，使中国古籍尽可能都恢复本来的面目，使传刻过程中被遗漏的得到补充，搀杂的得到删汰，篇章凌乱的得到梳理，编著者、校注者、刊刻者凡有伪?则予以甄别，刊本、抄本众多的著述则分别指明其优缺点。这些话说起来比较容易，做起来却十分艰辛。即使对一种古籍来说，要做这几方面的工作也是不小的工程，更何况他是面对这许多古籍呢？ 也可以说，我们读书是向书索取，而潘景郑读书是向书给予，因为《著砚楼读书记》实际上是《著砚楼校书记》也。 校书，是坐冷凳，非常冷清寂寞。不管成果如何丰硕，不可能带来多少名利。说到底，这项工作是一种为祖国文化遗产所作的巨大奉献。 潘景郑等版本学专家，《著砚楼读书记》等专著，似乎与现实世界相当遥远，而其成果却对现实世界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，不可低估。至于迄今尚未印行出版的古籍，我们阅读时，参照版本学家所进行的校勘，无异在书海中有了导游的明灯，也将在航程中飞快地前进。 ——文汇读书周报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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